从埃航事件谈起,朱学东:真实的信源是专业媒体的根基

来源: | 浏览量:16 次 | 发布时间:2019-06-09 14:53

“利昂·凯丝为每位遇难者做了一篇特写,以使这些在恐惧中集体死去的人们留下他们的身影。”


前美联社记者杰里·施瓦茨,在所著《美联社新闻报道手册》中,以2000年1月31日阿拉斯加航空公司波音737坠毁事件为案例,讲述了美联社如何报道飞机失事新闻,而逝者特写,是此次空难众多报道的构成部分。


灾难事件是与破坏、损失、流血、死亡等悲惨结局紧密关联的悲剧,是人类无法回避的一种生存状态。灾难性事件的新闻报道就是要通过披露还原事件过程,呈现关怀,警示世人。


朱学东2015年在《在中国,遇难者报道已经成为抵达真相的一种努力》写下了这样一段话。


然而4年过去,当埃航事件中遇难女生微博被扒出,其评论区依旧聚集了无数的污言秽语;公众事件频发、新闻渠道发达的今天,逝者报道却重新陷入争议。


四面八方的声音袭来,自媒体虎视眈眈的流量话语权下,面对等待真相的公众和心碎的遇难者亲朋,逝者报道又该前往何处?


本期全媒派(id:quanmeipai)获得授权,公开曾任《中国周刊》、《南风窗》总编辑的资深媒体人朱学东做客全媒派真爱读者群的讲座实录,在新闻领域二十余载的他与大家分享在逝者报道里媒体的坚守和底线。


逝者也是真相的一部分


逝者报道的标准和原则


我个人认为严肃媒体的专业报道在最近几年遇难者报道中其实一直是有一定的共识和原则的:


  • 遇难者的报道是必须的,是灾难报道,牺牲报道的必然组成。这种报道既是为了告慰遇难者,也是为了让更多活着的人来理解生命的意义,引发反思和关怀。


  • 遇难者的报道需要尊重基本的法律、道德、伦理和宗教要求。


  • 遇难者报道在中国常常也是抵达真相的一种努力,是对逝者的尊重,更是对生者的关怀,这一点在中国尤其特别。



近年关于逝者报道的争论纷纷扰扰的原因,其实无外乎传统媒体的专业素养下降,大量传统媒体已经不再坚持原有的新闻基本操作标准;一些不顾基本的操守和专业要求的自媒体的加入,原来清晰的价值标准反而模糊了。


还有在技术的发展和时代的引领下,遇难者生前在社交媒体披露个人信息的使用成为一个新问题,而由此引发的争议也是这些纷扰中唯一值得讨论的地方。另外就是利益,遇难者背后所谓的利益。我想讲的利益不是亲友们的,而是其他一些机构的,以关怀之名,行搅浑水之实,这些年并从不少见。



而我反复说到的新闻的操作标准,这些年其实都是没有改变的。我这两年无论参加腾讯、网易,还是其他的一些业界新闻的评选或者研究,结论都是没有违背以前的标准。标准一旦定下来是不会轻易改变的,但可能会超越。比如提到的社交媒体时代个人信息的使用,在经过大量的讨论以后可能会有定论,但是基本的职业操守和专业要求都不会有很大的变化。


逝者的私人与公共领域


现在比较值得讨论的一点是在逝者报道中是否应该绕开逝者的个人信息。


我想大概要从几个方面来看:


  • 逝者的个人信息是否是公开的,即便是自己公开在社交媒体上;


  • 取得逝者的信息是否合法,是否合乎道德的要求;


  • 逝者的这些个人信息的披露是否与其真相有关,其实我们现在看到很多报道的逝者个人信息是与真相没有任何关联的。



当然公开逝者的个人信息,我们也需要考虑死者家属、亲友的伤害问题,而这个的判断在于我们记者个人和媒体平台的考量。我自己在操作的时候就会讲,我会换位思考:如果是我是家属,我遇到这样的问题会怎么办?但是如果这些信息关乎到我们要揭示的真相,实在撇不开,那对不起,没有办法了,能够撇开的时候我会尽量撇开。过去的报道里,不仅是逝者报道,常常会看到暴露出跟揭露真相毫无关系的个人的生活和隐私。我自己看得都会非常愤怒,更不要说家属。


真相不该因为流量贬值


群声喧哗的时代,逝者报道,除去专业媒体,很多自媒体等也会同步跟进,多方的声音会使我们的逝者报道焦点发生偏移。


现在是流量增值、流量第一的时代,对很多自媒体来说,流量意味着商业利益、意味着能博人眼球,意味着声名鹊起的可能,无论这个名声是好还是坏。而在这时,真相就已经不再重要了,抢时间最重要,如何拟出杀眼球的标题和吊人胃口的八卦重要比较。



自媒体蹭流量的做法其实也影响到了专业媒体本身,因为专业媒体也需要流量。


比如我亲历过的像“周有光之死”这样类似的报道,专业媒体也同样出现了完全违背新闻报道专业要求的操作方式——谁、何时、何地、为何,这些最基本的新闻要素都缺乏:简单的一句“听说某某死亡”,就可以大规模报道。死确实是死了,但是报道能这样做吗?我觉得不能。当时我正好参加一个会议,我在两个小时的会议中一直在联系我所有的资源,来确认周先生的情况。和我在同一会场的展江老师和师曾志老师亲眼目睹了我联系的过程,而当时我手里最重要的信源还是展江老师向我提供的。对真实的信源的追求就是所谓严肃媒体和专业媒体做逝者报道的时候要做的基本的东西。


我觉得做到这一点不容易,但是必须去做。

遇难者打开的潘朵拉魔盒


当受害者信息的曝光,公众期待的“完美受害者”形象幻灭,也就意味着针对受害者的新一轮网络暴力的开始。但首先我想讲的是,在遇难者报道当中不会有什么“完美受害者”,没有什么“完美受害者”。即使是我们公认的“完美受害者”在流量时代也一定会被找出瑕疵来,成为流量的祭品。圣人都有错的,何况是普通人呢。



对于受害者面对的汹涌而来的恶意,我个人比较悲观。因为在这个社会,这个时代,这样的情况其实是难以避免的。因为很坦率地讲,这是一个无法无天的时代,大家对生命还没有真正发自内心的敬畏。


像我们今天每一个认真做报道的人的努力,其实更多是在个人努力。这种对遇难者的恶意,这种自媒体时代的恶意,不是媒体不报道可以阻挡的,这是时代的病症。我们专业媒体自己现在也被这样的恶意裹胁着,他们也无法去去阻挡和疏导网友的情绪,包括我们记者个人也很有可能被恶意裹胁。我在网络上看到这些也会很生气。



我们对这种恶意的阻击必须从法律、道德到媒体和公共舆论上,这需要一个健康的环境才能做到。媒体能做的,就是坚持自己的职业操守,以专业水准做好报道,这是目前唯一我们能做的。


我平常说建设自己就是改造社会,其实就是想用自己的努力能够做出一点改变,至少自己不做这样的坏事和恶事。我如果还在媒体工作,我自己也会要求自己的同事和部下坚持这一点,但是其实这一点也是非常难做到的。


面对误读,媒体也需要反击


其实媒体的逝者报道被恶意揣测这一点,不仅仅是逝者报道,许多批评性报道都会遇到这样的问题。


我个人认为,一般个人的恶意攻击和揣测大可不必在乎,因为我们本身是媒体机构;但是对于名人或者机构恶意的揣测和无端的攻击,媒体要做的不只是解释,更是反击。对方既然已经无端恶意,媒体也不必再做过多的解释。



而媒体的反击也要有技巧,解释性的反击是最好的。坦率地说,我当年写的《消逝的生命和媒体的责任》,也就是《在中国,遇难者报道已经成为抵达真相的一种努力》就是一种反击。因为当时“上海踩踏事件中丧生的复旦女生”这个报道,当时一些社团和一些部门给我们来施加压力,对我们的报道提出了质疑,提出了批评。正常的质疑和批评很正常,但是这些批评我觉得很正常,但是恶意的批评、揣测和无端的攻击就不对了。任何批评都得有理有据,所以我后来就写了这样一篇文章。


当然反击的底气在于我们自己要做得足够好,如果我们每天自己做得不好是没有办法反击的。如果我们媒体本身就错了,解释是没有用的,只有认错;当然我们做对了,不仅是解释,而且应该是反击,尤其是面对恶意的机构。


如果你想要从事新闻工作


从事新闻工作,表明看起来很简单,但是其实要把“新闻”做好很不容易——这个行业诱惑很多,来自社会的诱惑也很多。如果要做好“新闻”,继续从事新闻行业工作——


  • 第一是个人对法律的理解,对道德的理解,对于社会公义和良知的理解,所有这一切都要有自己的思考


  • 第二是要足够专业,法律是我们新闻人的护身符,专业水准也是我们的护身符。因为在今天这个时代做新闻太痛苦了,新闻人只有用专业水准和职业操守,才能得到法律的保护。



我过去讲过,我们高校的新闻教育,可能不够专业,但是很成功。因为它让很多新闻行业的年轻人怀抱着梦想,怀抱着激情。激情是从事这个行业非常重要的方面,但是仅仅有激情肯定是不够的,所以我们必须要理解我们所处时代的复杂性,专业不仅是保护自己,也是在保护平台。


可能对于很多年轻的朋友来讲,我其实是没有资格来谈这个话题了,因为我自己当了逃兵,实在是惭愧得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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